植物神经功能紊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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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怀念徐斌澎湃新闻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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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本文作者李汀与徐斌(右)在杭州合影。

4月24日下午我得知徐斌病危的消息,立刻购买了次日一早北京到杭州的高铁车票,25日下午,我走进了徐斌的病房。

在此之前,我一直觉得徐斌的病情在可控范围。从发现淋巴肿瘤算起,他已同疾病斗争了六年。由于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,身体底子好和精心治疗,加上夫人小夏的悉心护理,病情得到了完全的控制。年底当我第一次听说徐斌患病去杭州探望他时,他刚做完第一轮化疗在家休养,虽然剃去了头发,使用含激素药物,人也虚胖了一圈,但面色红润,精神爽朗,开怀说笑,丝毫不见半点悲观灰冷情绪!我们海阔天空一通聊,说了大事小事往事趣事,也说起他的病情,不觉间竟过了四个多小时。我在心中为徐斌叫好:“了不起的徐斌!有这种乐观心态常在,一定能够战胜疾病!”以后每年我都和徐斌会面,看到他身体和精神面貌俱佳,不仅恢复了正常写作、讲学和外出旅游,而且驰骋球场,坚持每周必打一次篮球,成为浙江省“常乐老年队”的名将。

这次旧病复发徐斌再度住院,又进行一轮化疗,我仍然觉得属于正常治疗程序,虽有危险,但结果一定会像三年前一样化险为夷。尤其是看到4月17日小夏在朋友圈发的一张照片,让我的警惕性有点放松,产生了误判。照片上徐斌在病房吃着包子,笑容满面,表情幽默,气色也好。图下的一段文字更是诙谐有趣,这样写道——徐斌今晨完成了第一个化疗,收到常乐篮球队虞老先生的问候,涂抹几句以报深情:“重返球场似有难,又似此享心未甘。回回汗水汇一处,每每会餐尽余欢。二十五年如一梦,千余周日无虚悬。卧床遥听开场哨,常乐神功天地间”。真可谓病中吟,童子心!读后我有说不出的感动和快乐,由衷地钦佩老朋友的乐观坚强,也消减了对他病危的怀疑。以后我才知道,这张照片是徐斌的哥哥拍的,拍摄日期是3月22日。那时徐斌刚住院不几天,身体状况尚好。兴许是为了宽慰亲友,小夏于4月17日将此照发出。

但是仅隔十多天,徐斌病情急转直下,现在已到了生命垂危时刻。我走到他床前,他戴着呼吸罩喘息,眼睛半开半合着,也许退烧不久,面色潮红。床头柜上放着监测心跳、血氧和呼吸的仪器。

听到脚步声,徐斌睁开了眼睛。小夏说:“徐斌,是李汀来看你了。”

徐斌摘下呼吸罩,声音有些含混:“你回来了……?”他知道我刚从国外回京不久。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,我的心里有些颤抖。

“徐斌……你要挺住啊!”想说的那么多,可是刚唤了徐斌的名字,我就哽咽了。原本是想给老朋友力量的,没想到自己如此脆弱。我把手掌轻轻放在徐斌的手背上。他的手背是温凉的。

徐斌微微点头,把左手抬到胸前,攥了攥拳头,以示对“挺住”的回应。尽管动作显得那么无力,却让我极为震撼!眼睛又涌起泪水。

小夏和徐斌的主治医生都告诉我,病情已不可逆转。我问会有奇迹出现吗?医生回答:“很难……”

我告诉小夏,医院隔壁,步行不过六七分钟。我想陪伴徐斌三天,随时都可以来病房。

徐斌始终是清醒的,神情平静而坦然,接受治疗时他没有流露过任何畏惧和痛苦的表现,哪怕是一丁点儿轻微的呻吟都没发出。有时候他会摘下呼吸罩与我说几句话,他的记忆依然非常好,我又提到来过杭州三十多次,只有一两次因忙没得见面。他马上就补充说出具体哪两次。

我不相信徐斌会这样离去,常常发愣地凝视他的面容。

我问小夏,这些年徐斌对自己的病况是否了解,有没有议论过生死的话题。

小夏说:“徐斌是研究与崇尚魏晋玄学的,他不恋生,也不惧死”。

小夏还说,徐斌的认识和她一样,活着的时候就快乐地活着,即便大环境令人悲观,也会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。如果死亡来临,就飘然而去。

这让我想起曾经和徐斌在西湖边散步时的一次谈话,我们谈到弘一大师李叔同临终前写的最后一幅字:悲欣交集。我说道,佛性这么高的高僧到了圆寂之际,最终还是回归人性、表达了人的情感。徐斌也以为然。以后听到学界另有说法,认定李叔同的“悲欣”绝非人性之悲欢,专指佛家的大慈悲,在李叔同“悲欣交集”四字下边其实还写有“见观经”三个小字,这分明是大师悲悯一生,临终又亲证《观经》中所述的西方极乐世界,于是欣喜,有了悲欣交集的喟叹。对此,我和徐斌又有过一次交流,但没有深究下去。

4月26日下午,徐斌提出要喝水,小夏专门去给他泡茶。其间,徐斌又摘下呼吸罩问我:“几点了?”我看了手机回答他:“三点四十”。他点了点头闭上眼睛。徐斌问时间在想什么呢?我在努力猜测着。

茶水泡好又调温凉,小夏用小汤勺给徐斌喂茶,他喝得很认真,一口一口地呡着,有滋有味。然后安静地躺下,喘息也显得均匀起来。。

年4月26日晚23点13分,徐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监护仪上心电图的波纹变成了一条直线……喘息也中止了。我看到他刚才还轻微翕动的鼻翼不动了,面容安详平静,呈一幅永恒的肖像。

我们低着头久久默立在徐斌面前,凝望着他。几位医护人员也默立在一旁。

小夏真是一位超凡的女性,此刻她没有哭泣。整个病房都没有哭泣声,也听不到呼吸声,只有至纯的宁静。

徐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此刻,我相信他已经亲历了弘一大师超凡脱俗“悲欣交集”的体悟,或者进入了他崇尚的魏晋玄学大师不贪恋生,亦不惧死的玄冥境界,向天国飘然而去。否则为什么会在完全清醒的生命弥留阶段出现心如止水,毫无苦痛、安然坐化的征象呢。我相信。

但是说心里话,此刻的我——自己却在强烈地体验着不堪承当的人的情感的哀痛,我悲哀于人生之无常,痛感于挚友徐斌的离去。

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,可是失去一个人,却是一辈子。

是的。从此之后,西子湖畔的杭州,再也没有了徐斌,这个世界上,再也没有了徐斌。

按照小夏和徐斌的约定,身后不搞任何告别仪式,也不再惊动他人。翌日即行火化。

翌日清晨暾阳初升时分,我和妻医院门口,目送徐斌的灵车离去。我看到,仅有这一辆灵车,形单影只,很快就消失在花红草绿的街道。

我向灵车挥手。告别。我的心是沉静的,也是颤抖的。

此刻,杭州晴间多云,有东北微风。稍许时分,小夏在朋友圈发出一首诗,是徐斌十分喜欢读的。作者是英国诗人兰德,杨绛翻译:

我和谁都不争

和谁争我都不屑

我爱大自然

其次就是艺术

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

火萎了

我也准备走了。

年,大学时代的徐斌、李汀游览洛阳龙门石窟。

我和徐斌相识于年。我们是西北师大历史系同班同学,同宿舍又教室邻座,四度春秋。上学前经历亦相仿,徐斌在兰州炼油厂当钳工,因孜孜学写新闻报道,被借调至新华社甘肃分社当了三年通讯员;我在一家区办小化工厂当操作工,亦喜欢学习与写作,于年底选调入兰州市委宣传部当干部。时代让我们相逢于校园,感觉思想上共鸣多多,常有倾心的交谈,相互砥砺,很快就成为知心好友。另有一个巧合,徐斌在认识我之前就认识我父亲,年他随新华社记者采访拨乱反正中的西北民族学院,采访了蒙、藏、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的三位老先生,我父亲便是其中一位。这次又跟我成为同学,可谓缘分,一下子拉近了距离。

那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恢复了高考制度,能考上大学者凤毛麟角,我们都是幸运儿。要把耽误了十年的时光抢回来,加倍努力学好文化知识,成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,是当年校园文化的主题,也完全能够代表同学们真实的心声。可以说每位同学的心里,都有扑面而来的阳光,都有立志成才的宏愿。看那每天朦胧晨曦中校园里跑步的无数身影,“橐橐”的脚步声,朗朗的读书声(主要是读英语的声音),那夜晚图书馆、教学楼“不愿关闭”的灯光,都是我们记忆里大学时代最美的图像——永难忘怀的“希望田野”。

我和徐斌都是年小学毕业、69年初中毕业的同届学生。69届的初中生徒有其名,只在学校呆了一年半,常搞大批判,学工学农又学*,唯独罕学文化。数理化是空白,英语刚学了26个字母……实际上只有小学程度。虽说文科学习和理工科有所不同,工作后我们还算比较喜欢读书学习的年轻人,但杯水车薪,文化功底浅薄。现在一下就跳入大学学习,深感压力不小。不要说面对师长前辈们几十年的学问功底我们望洋兴叹,面对班上70位年龄大小不一的同学,也觉得各擅胜场,不可小觑:前有老三届学生,知识基础比我们扎实得多;后有应届毕业的少年才俊,锐意进取,锋芒可畏;尤其是不少天资聪颖又好学,长期生活在农村背负*土青天,饱受生活重压与磨难的同学,一旦脱颖而出上了大学,读书如饥似渴,释放出改变命运的巨大激情,更是势不可挡。诚然,置身于这样的时代、这样的群体,我们仿佛融入了一条洪流滚滚的江河,竞争也罢,挟裹也罢,总之不甘人后,像一朵激荡的水花,体会一往无前的壮丽,心中溢满浓浓的幸福感。

和徐斌相比,我很惭愧,学习上远没他那么勤奋扎实,成绩平平。虽说我读了史学专业,却并不钟情,只因高考中历史分数最高,为录取做了被动选择。究其原因,也许和“文革”中亲历“批林批孔”、评法批儒、评《水浒》等与史学相系的运动有关。思想上对史学有些逆反,学起来自然甚是无趣。所以入校后,我一直希望转到中文系去,把很多时间花费在读文学书刊和搞创作上,对历史专业课,反而学得相当粗疏。徐斌了解我的情况,常常帮我分析,开导我“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”,不必为每次考分不高而心存纠结。我们还多次讨论“文史哲”不应截然分家的道理,分析学好史学对文学创作的必要性。其实徐斌也很喜欢写作,常和我探讨一些作品和遣词造句中的乐趣。他虽然没表示过对史学偏爱,但既然学了,就心无旁骛,全力以赴。徐斌的长处,让我看到自身不足,受益不浅。如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所言: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…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”。

在我看来,史学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,要熟知卷帙浩繁的史料,捋清基本脉络,“知所先后”及“本末”,方可“近道”,更不消说在前人之上自成一说。正因如斯,我们的老师隋唐史专家金宝祥先生多次训诫:年轻时不要写文章,也写不出什么有见地之文。我自己觉得掌握史料特别需要记忆的本领,读得多还要记得住,中国史、世界史、古文献和加上英语,要记住的东西太多,倘若偷懒,囫囵吞枣,一考基础知识就露馅。那时刚刚思想解放的老师们,教书育人做学问积极性极高,自己编写讲课教材,想说的很多,课堂上滔滔不绝很有情感,同学们认真笔记,一丝不苟。看笔记,对笔记,查缺补漏,再看参考书,生怕有所遗漏,几乎是同学们一致的学习方法,当然也有少数有心的学生,会主动找来史学原著和名家著述阅读,以求独立思考之识。我读书不够用功,常常是笔记做完放在一边,临到考试复习一下而已。参考书自己家中有一套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》五本,又买了一套翦伯赞的《中国史纲》,考试时也只求掌握个纲目,很少记住血肉和枝节。唯一一次是找到了一本海斯·穆恩、韦兰著述的《世界通史》,(当年西南联大的世界史教材)读得很有兴致,倒非因其历史内容引起兴趣,却是钟情于它的体例和漂亮的文字叙述。而徐斌读书很有方法,他除了认真听讲记笔记,还会多读一些重要史学著述,把学习史实和细致思考结合起来。他不知从哪里借到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,一连多日细心研读,并向我推荐此书。

徐斌的学习认真而细致,每次考试成绩总在班上名列前茅,但他并不以此为胜,而是力求真有收获,积淀学问,因此引起老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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